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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导演:记录是为了记住,不怨才能不刽鞍泅影

2017-08-15 22:10栏目:娱乐

  纪录电影昨日内地公映,成为今年口碑最好的影片之一,新京报独家专访导演郭柯,谈拍摄幕后经历

  《二十二》 记录是为了“记住”,不怨才能“不忘”

  《二十二》 78分

  观影地点:百老汇影城国瑞城店

  观影人数:15人

  在1932年到1945年间,在中国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女性,人数至少有20万。

  到了2012年,公开资料显示,幸存的“慰安妇”只剩32人。2014年纪录片《二十二》开拍前夕,仅存22位幸存者,因此影片以这个数字命名。

2015年的韦绍兰老人,在和导演郭柯聊天。她是纪录短片《三十二》的主人公。

2015年的韦绍兰老人,在和导演郭柯聊天。她是纪录短片《三十二》的主人公。

  她们的名字是湖北的毛银梅,广西的何玉珍、韦绍兰,黑龙江的李凤云,山西的张先兔、李秀梅、刘改连、赵兰英、任兰娥、郝菊香、骈焕英、李爱连、曹黑毛、刘风孩,海南的符桂英、林爱兰、符美菊、王志凤、李美金、陈连村、陈亚扁、黄有良。

  昨日《二十二》内地正式公映,就在影片上映前两天,海南最后一位诉讼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黄有良去世。截至《二十二》上映当天,幸存的“慰安妇”人数仅有8人。她们大多九十岁高龄,仍有人在贫穷、孤独的生活中等待着生命最后的时刻。

  原本我们只知道“慰安妇”这个词,在历史书本中了解日本侵略者在慰安所犯下的兽行,却很难看到,那些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何走过余生。作为一部题材特殊、与主流商业无关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公映后豆瓣评分高达8.8分,上座率近30%。

  影片的拍摄技巧略显粗糙,但不刻意煽动仇怨,质朴平和的态度另有一种引人动容的力量。新京报记者专访《二十二》导演郭柯,谈这部题材特殊的纪录电影,如何从一部短片,没有任何公映的企图,经过多次曲折,最终用平实、真挚的情感和拍摄手法展现到了观众面前。

  从短片到长片

  “之前没涉猎过相关题材,也没想过拍纪录片”

  2012年,1980年出生的青年导演郭柯,拍摄了“慰安妇”题材纪录短片《三十二》。因为那个时候公开资料显示,全国还有32名幸存的“慰安妇”。影片讲述的是生活在广西桂林的97岁老人韦绍兰,她是众多“慰安妇”中极少数的幸存者之一,她代表着千千万万再也无法“说话”的受害者,告知公众那时日军难以想象的暴行,“那时候被关在房子里,那鬼子进去呀,就被他强暴,后来去那边多了,眼泪都不敢流,也不敢抬头起来看。”

  郭柯第一次去看望韦绍兰的时候,她的住所家徒四壁,他给了她500元的零用钱,第二天告别的时候,韦绍兰从衣服里掏出四个红包,说你们四个一起来的,拿着回家买点东西吃。每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当时郭柯就控制不住情绪了。老人虽然条件很差,但她却这么善良,“我觉得,她太值得记录了。”2013年底,《三十二》陆续在国内外电影节中展映,获得了不少好评,韦绍兰的故事在《三十二》里告一段落了,那么剩下的人呢?那时候,郭柯开始萌生拍纪录长片《二十二》的念头,取名为《二十二》,是因为他发现,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曾经幸存的32位老人,已经有10人相继离世。

  新京报:拍摄初衷你说是看了韦绍兰和她日本儿子的照片,在这个题材之前有涉猎过纪录片的拍摄吗?

  郭柯:完全没有涉猎过相关的题材,也没有想过拍纪录片。我以前是做副导演,打交道的都是商业片、剧情片,怎么会想到拍纪录片呢?关于题材的选择,可以说也是没有料到的。但我一直认为,还有更多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值得我们聆听,被她们顽强的生命力和普通的可爱打动了,想把这种力量带给观众,想记录、保存、铭记。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影片难就难在怎么呈现,怎么平衡?”

  从打算开始拍《二十二》的那一刻,郭柯就开始跟时间赛跑了。早在2014年正月,他就收到消息,山西盂县的陈林桃、张改香两位老人默默离世了。数字在日益消减,他告诉自己还在等什么?当天他便召集了团队赶往山西,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拍的话,就再也拍不到了。“每当走一个人,我就有什么都做不到的无力感,看着她们不断离开,能做的只有留下影像,”他再次联系到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苏智良教授,根据苏教授提供的仅有幸存者的资料,整理收集,查阅书籍,规划路线,为最真实地去接近历史。

  新京报:要去让老人回忆不愉快的经历很残忍,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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